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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文,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作者、全国地方公安院校首次开设“公安文学”选修课主讲者、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等,曾多次应邀到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公安文学”, 堪称公安文学的迷恋者、推介者、言说者。创办全国首家公安文学网: http://gawx.hbp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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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或拆解:关于长诗《微尘》  

2013-03-14 11:42:02|  分类: 公安文学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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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或拆解:关于长诗《微尘》

孙学军

 

 

    长诗《微尘》的重要性在于文本中试图阐释的人和世界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阐释,而是解决——以其时间跨度和广袤大地上行走的自由影像加以佐证,那些在叙述过程中反复打滑的,可能正是记忆或者精神幻象中更加尖锐的部分,它唤醒的普遍粘稠的痛感是真实的,亦如某种人生况味的缠杂不清。

    这种“普遍粘稠的痛感”也许是隐晦的,和一个离开故乡太久的行旅者的感觉类似,说到底是一种中年之后“乡愁”,因杂陈着太多的人生况味而尤为炽烈,但在总体把握上还是趋向克制和内敛的,少了分年少轻狂的血液腾沸。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即便是同一个人生命题在不同的人生桥段,也会有不同的答案。尤其对于一个有准备写作者,首先应该考虑的应该是并不单一的文本走向,其现代表达式是可以经过不同桥段的,但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对文化的寻根倾向和对文化的反思两个层面上。在《微尘》的写作中诗人于国华显然对此早就深思熟虑,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玉米”这个具象的词作为文化符号所引申开来的意义,至少在现实场景的铺陈中具备了从容的姿态。

    这就像从宇宙的一个点上不断聚集起来的能量,分秒之间的推进都充满变数,犹如针尖和麦芒的关系那般敏感。于国华的敏感,是文化介入式的反方向的准备,当然这中间有大量的诗歌为证,有作为文化接续者的更多文字考量。可以说,在《微尘》之前,他的所有写作都是为此在打基础。这样的写作肯定是有间隙的,因为思想的碎片有时候在记忆里或者成为了一个虚词,像一条游走江湖的鱼那样令人难以捉摸,所以有时候必须把打捞之网编织得疏密有致。“在记忆的温度里/打捞/内心深处的浪花”,于国华说这话时或者已经开始造势,是一种向后看的姿态,区别之处就在于这一次背景中的光圈将会被调得很大,因而在就近的取景框里,关乎那段人生图景的像素便显得这样意味悠长。

    事实上,长诗《微尘》文本属性依然是传统的,依然是强烈的人文意识背后所触及的文化深层。在某种外化的言说方式中,把诗歌的表述主题引入到从属于诗人自己的人文背景,这种人文背景的丰富,在其外延上可指认为诗人一贯性的对传统文化矿脉的开掘和个体生命流向的质询,其中有关于文化、人生、时代和自然的多点记忆,而尤为引人注意的,这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个人历史记忆的嵌入和摹写,是接近了现实版的个人诗史。这样的写作的全部文本价值在于它是有生机和接地气的,在纵横捭阖的心灵疆土上,提供了一种可供自我阅读的策略、外部的眼光。

问题是,我们说提及的“心灵的疆土”是不是也曾经被“虚构”过,如果认承了这一点,就是在无形中夸大了对于一个处在概念中的精神故乡的追忆过程。这是极其艰难的质疑,甚至无需辩驳——针对记忆中的存在,我们确实以异乎寻常的兴趣来追溯,可这绝对包含着某种哲学或诗学上的意味——在这方面,《微尘》的写作者其实早已忽略了追忆的过程。对他而言,回忆或追溯只是建立在诗学立场上的一个手段,是对有关自己身体来路和灵魂之谱系的归属感和认同的载体。

对此,诗人于国华曾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当回首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平静许多,而且能够从容淡定面对,内心居远而生敬,大有虚室生白的意理。可能这就是一种到达,需要疏离与消解,而更加凝重和质感的则是人生智性的积淀与提升,从而享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笔者认为所谓的“疏离与消解”必须放在当下的整体诗歌语境中进行理解,“疏离”实际上是更加审慎的观照,是智性的积淀和提升,而“消解”的意义在于其去伪存真的过程,在对物化中的戾气的涤荡过程中化干戈为玉帛,以彻悟的方式实现自我生命与存在的和解。说到底,这也是传统的力量使然,并不是简单的把“疏离”与“消解”作为两种修辞模式进行对立,而是对由20世纪70年代末肇始于“朦胧诗”,到80年代中晚期的“纯诗”写作倾向,对那种带有“青春期的迷惘”、“一元化的内心独白”、 “写作的‘不及物’性的迷恋” 等诗学趣味的一次反思。

   若是单从诗学趣味方面考虑,甚至那些被一再提到并被着重说明的部分,或许也在偏离最初的视角。这样的偏离是有效的,正如记忆的有限性失真在时间中所拥有的多重揣度,因而我们寻常意义下的“暮然回首”仅仅是“暮然回首”而不是“追忆逝水流年”。在这里“追忆”似乎并非走向归属和认同,而是更深切地表明了内心独处的态度,亦或是形而上层面上的,在个性理性、情感间精确旋转的主轴。

类似的纷纭的线索还有很多,但这似乎都和来自当下的现实和文本语境无多大关联。华莱士?史蒂文斯曾说:“最好的诗歌是修辞的批评(1899年日记)。”优秀的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中都会无法规避需要解决的具象的、拥有各类不同难度的技术问题,而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留在文本中的“印记”自然就成了他自己的诗学观点最直接的呈现。诗人欧阳江河曾把这种诗学观念命名为“中年写作”,即用一种“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以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的宽泛性取代青春期诗歌偏执的狭义性,将青年时“有或无”的追问转换为中年时“多或少”的实际问题的解决与应对能力。可以说《微尘》的写作基调无疑属于一次长镜头对焦,其绚烂的图景所对应的多声部合唱中“舒缓”的部分要远远多过“激越”的部分一样,这种陈述性、叙述性的诗歌声音大大拓展了诗歌的“声部”范围,让它获得了更广阔的声音空间,将更复杂、更多样的不同声音引入诗歌声音中——而不仅仅只是那些被认为是优美的“乐音”。从而在一首诗中形成了层次较多的“多声部”效果。

就诗歌节奏而言,采用叙事或叙述性语句的诗歌,会对诗歌的语调产生了某种节制的效果。《微尘》中那些叙事色彩比较浓重的诗句,整体的语调显得沉着、平静、厚重,在字面意义上的平静之下抑制着内在情绪的沉重与剧烈,两者之构成了巨大的诗学张力,让诗歌获得一种朴实而动人的力量。

诚如著名诗评家宗仁发先生在一篇论及于国华诗歌的文章中所言,在于国华的诗作中所营造的貌似寻寻觅觅的婉约情境中,常常会出现一个古代书生的身影,而且在某个情绪转折处还埋伏着一位豪气干云的壮士。这段话极其到位的说出诗人所面对的文化背景以及其在文本意义上的角色转变,似乎是五味杂陈,但更接近最真切的反思和彻悟。

不仅如此,事实上的于国华在写作中是始终坚持着清醒的头脑的。他对这个世界的有话可说,不仅是出于诗人的本能,还有智性和经验、丰沛情感和爱的积蓄与喷发,而更深的层次则源自他的生命根系,他的记忆乡土中昂然生长的一株株作物。所以笔者能够理解他把他的这部很重要的长诗取名为《微尘》的深意,作为个体的生命轨迹,放大了说是构成了历史的某个截面,细小或者便成为一粒会思想和飞翔的微尘。由此看来,诗人在写作中是有想法的,是想通过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建构起属于诗人自己的精神高地。在这里,一段历史微缩为独特的人文景观,而作为历史中的事件和人物的起伏沉潜,始终充斥着一种奋进的姿态,是诗人本身对这个世界的有话可说,形成了文本上满溢的人性关怀和对生活的敬意。其间关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书写,如果不是出自对于人类集体无意识行为的反诘,那么便可看作是诗人置身某种现实立场的警醒,至少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次经验性总结。当然在长诗中这样的表述是一种冒险,但好在诗人是浅尝辄止的,这也使得整部作品和传统意义上的长诗的叙事性有所不同。我们相信,诗人写作的初衷是基于生活和记忆的触动与愉悦,是对生命的肯定而不是反对。记住了这一点对于诠释《微尘》这部长诗尤为重要,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诗人引领我们触摸到一个全新的语言打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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