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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文,全国首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作者、全国地方公安院校首次开设“公安文学”选修课主讲者、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学员、全国公安文化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现供职于湖北警官学院,出版四部公安文学评论专著:《点击公安文学》、《聚焦公安文学》等,曾多次应邀到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公安文学”, 堪称公安文学的迷恋者、推介者、言说者。创办全国首家公安文学网: http://gawx.hbp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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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树 不 倒 ——范伯群师印象 作者 吴周文  

2017-12-24 12:39:16|  分类: 名家力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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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树 不 倒 ——范伯群师印象

2017-12-23 吴周文 仪征国学
     
        吴周文:仪征市国学学会顾问,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扬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范伯群老师是一棵不倒的大树,在我心里。
     记得2013年的年初,曾华鹏老师走的时候,寒风加飞雪,我在《不带走一片云彩》中说,曾老师“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冬天”。真没有想到,范先生在四年之后的2017年的冬天,他那稀疏的白发仿佛化作一朵白云,被寒风裹挟,轻轻地飘向那无垠天空,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范、曾二师,是两棵相互“依偎”的大树。每当想念范师或曾师,不知为什么理由,我就自然想起鲁迅的描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人合作的《郁达夫论》发表于1957年的国刊《人民文学》,从此,他俩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现代文学方面的合作之旅。本来他俩是复旦大学的同学、最要好的兄弟。老师贾植芳先生被划为“胡风分子”,因株连也变成“准胡风分子”,又因去狱中探视贾老师而被批判,双双被开除团籍;本来经贾先生推荐,他俩与施昌东可以跟随贾老师施展才华,可范、曾两位老师却被分别“处理”到南通中学与扬州财校去当老师。临别之际,蒙冤的两人爬上上海国际饭店,信誓旦旦要在文学研究上通力合作做出一番成绩来。那一晚他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第一高楼的顶层上,仰望星空,在心里演绎着兄弟结义的歃血为盟。其后多少年,两人通信频频,或者寒暑假相聚,一起潜心讨论、分工协作,就这样《郁达夫论》、《蒋光赤论》、《论冰心的创作》等论文,以及《王鲁彦论》、《冰心评传》、《郁达夫评传》、《鲁迅小说新论》等专著,一发而不可收地问世,被学术界称之为“双子星座”,从而向世人彰显了他俩结盟之时所梦想创造的“高度”。
       两棵树难分伯仲,很难说孰高孰低。在2012年扬州大学文学院举办了一个关于曾华鹏老师学术思想的讨论会上,范先生当着曾老师的面,面对与会的五、六十名代表,说出了是自谦又并非完全自谦的一番话:中心意思是“华鹏带着我提前十数年进入学术界”,没有曾老师,他进入文学研究界可能要滞后多少年。因为《郁达夫论》的主笔是曾老师,他俩让鲁迅研究力避政治文化影响、回到“文学”审美与学理性研究的第一篇论文《论〈药〉》,发表于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评论》,也是由曾老师主笔。这两篇关乎奠定他俩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大家地位且先锋之态的论文,确实存在着一个谁为主与谁为次的问题。范老师在公开场合如此说,足见先生是坦荡荡的君子。然而,在曾老师,他不分主次,只讲兄弟友情的对等。在曾老师看来,假如《郁达夫论》、《论〈药〉》的主笔是范老师,那就该由曾老师讲那番话了。有一个细节为人鲜知:不管谁主笔,稿费总是二一添作五予以平分,甚至细化到几角几分。所以,他俩的传奇里贮满了道德与修为的满满诗情,其道德文章是完美人格写就的山高人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范老师在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面横空出世、异峰别树,这是曾老师尚未深入的研究领域。他提出雅俗“两个翅膀”的理论。他从鸳鸯蝴蝶派开始,作为一个爆破点,为这个俗文学流派之所以曾经发生很大影响而寻找存在的理由,并且通过众多的作家作品的剔抉爬梳,认知这些通俗作家群体存在于史、必须翻案的必要性。从《礼拜六的蝴蝶梦》,到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从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到独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再到主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先生打通雅俗界限,始作俑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培养、打造了“范门弟子”的研究团队,收获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致产生了一些著述被翻译为外文版、当作研究生教材等国际的影响。范老师的“钉子”精神让我感佩。他中了邪似地不是四处跑资料,就是伏案操键盘,劳心劳神、忘乎所以,去实现他美好的梦想。他的口头禅是“让资料说话”。单说他的独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为了获取包括300多幅插图在内的资料,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不怕苦与累,就在上海等城市的图书馆泡了三年,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要圆奠基、构建一座“俗文学”的宫殿,把“俗文学”这个“黑户”,在文学大家庭里堂而皇之地“报上户口”。他终于修成正果。他在通俗文学的研究上由点到面、步步为营、逐渐系统、完善框架,使之做大做强;范先生积30年之功,真正成就了让我等仰望的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我是曾华鹏先生的嫡传弟子,故我一直把范老师当做我的私淑之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读着两位老师的文章成长的。因我是曾老师的学生,范老师对我也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怀。最难忘的,是范老师与吴宏聪先生联合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版)的时候,居然推荐让我作为该书的副主编之一。其实,这是先生与曾老师商量而定的。我在纪念钱谷融先生的《清芬久远》一文中说过:“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史上首次开列了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张爱玲、张恨水等“有争议”的“小资”作家的专节,甚至在后来修订中还将沈从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家并列而列为专章。这在当时是很大胆、超前卫的做法,无疑与钱先生这位主审有着难以分离的关系。”其实,编这部教材除了受主审钱先生的思想影响而外,另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般同辈人所难能的、学术思想前卫的范先生。他是杰出的主帅,指导我们编写组成员配合,切切实实地把“文学是人学”的思想融入教材,最早将有争议的一些“小资”作家与“通俗”作家入选及其列节,就是他先锋思想下的策划与实施。如今我也是古稀之人,人老文章不能“老”,我之所以尽量做到“文章不老”,效法的是思维前卫的范老师。大学时代的篮球场上,范老师是冲锋陷阵的“前锋”,曾老师是牢守家门的“后卫”。我从范老师身上学到的是“原创”的大胆设想与逆向思维,而从曾老师身上学到的,是沉静下来的厚德载物与深思熟虑。然而,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仅仅是皮毛而已。
         我与范先生第一次见面,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是我在《文学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算是初出茅庐。曾老师为了带我出道,趁扬州师院举办学术会议的机会,在市第二招待所安排我与两位前辈范先生和潘旭澜先生见面。记得,两位老师都说看了写朱自清与杨朔的文章之后,认为我的“艺术悟性”与“思辨能力”都很好,文字也利索,还讲了很多勉励我的话。只记得,范老师反复强调写文章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还要我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等等。我当时毕恭毕敬,能见到两位心仪已久的老师,自然是幸运满满和幸福满满。所以,老师教导我的情景,尤其是范老师关于“不可人云亦云”的话,至今还在我的记忆里珍藏。我与范老师见面的次数无法细算,而绝大多数是在扬州,多数是因研究生答辩、讲学来我校“送教”,是“友情演出”。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他来扬州住文津宾馆度“写作假”。刚到的那天晚上,他在餐桌上讲到“两个翅膀”的理论,是因为兴奋,也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兄弟间没有见面,他与曾老师每人竟喝了三、四两五粮液。平时只喝红酒或啤酒,或只喝一小杯白酒应酬的范老师,有时也会“不按常理出牌”,开怀畅饮。而他对于我的最深刻影响,是他多少次的“不按常理出牌”及其对它的坚守。我从中获得一种事业进取的哲学启示。逆向思维、特立独行、用资料说话、忌人云亦云这些都是范老师求知问学的哲学内涵。
        不仅对我,范老师对后辈学子与他的学生,总是关爱有加、悉心培养。他执掌的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联合曾老师担任导师,故而较早地拿到博士点。比起兄弟院校同学科的博士点来,他注重招收本学科的年轻教师,这个大胆的做法,使他领导的学科早早就实现了年轻教师的“博士化”。汤哲声、刘祥安、栾梅健、季进、陈子平等先后由自己亲授,拿下博士学位,因此大大提高了学科的整体学术实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学科,他还关心曾老师执掌的扬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师资培养。他与曾老师联袂执导、培养了徐德明、吴义勤(后工作调动),还有,让黄诚做他的学术助手,从中得到了“真功”的承传。世纪之初,在华东师大讨论改版修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会议期间,对我(因我也是扬大学科带头人)说:“我又可以有一个指标招博士了,可让扬大的年轻教师来报,直接让曾老师在本校带。”后来就按他的预想,招了现在成为教授并担任教研室主任的王澄霞。她一定不知道,当年范伯群老师会在默默之中如此关心自己的成长。其实,他对扬大了如指掌,心里早就盘算着王澄霞是个不二的人选。可见,范老师对扬大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是给了最直接、最切实的关照和支持。
         我最后一次见到范老师,是2015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八次省作代会上。我入住在一座宾馆的高层上,进房间不久,房间的电话响了。“你是吴周文吗,我是范伯群。过来聊聊。”原来他就住我的隔壁房间。我佩服老师的睿智,84岁了,还是那么敏捷,他一报到,就掌握了与会代表的联络图。一见面,老师就兴冲冲地拿出几张文稿,叙说着他即将实施的研究计划,这就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他说,他将带他的第三代学生去完成。我与老师同进同出几天,总觉得他人在会上,思想总是在谋划着他的研究提纲与计划。没想到,这次竟成了与范老师的永别。记得春节的时候,我发贺年短信,老师在1月27日回复:“周文先生,2016年你取得了科研成果的大丰收,期待你2017年的成果源源刊发,祝新春愉快,阖家幸福!范”,这也是老师留给我最后的信函了。 
         我总感到老师走得太突然。他走了,他与曾老师惺惺相惜、相互依偎的学术大树永远不会倒,是刺向天空的两棵“枣树”。尤其他晚年作为悉心栽培的通俗文学研究,是寄托了他全部激情、全部意志、全部敬畏、全部理想的“大树”,必定会由他的团队及后来的学子去浇灌与呵护,使之繁荣昌盛,代代不已。
        范先生,是永远写在文学史上的一棵不倒的大树。
 
2017年12月17-21日初稿
于苦茶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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